恒达注册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勇敢地亮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禁锢的国门渐渐打开，各种国际间的交流也日渐频繁。电影作为一种人类共通的语言，被誉为“装在铁匣子里的大使”，为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架起了桥梁。

　　1985年春风燕语的季节，应新加坡中侨集团老板林日顺先生之邀，上海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上影”）组织了一个五十多人的代表团远赴狮城。代表团团长由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陈清泉担任，副团长是谢晋和白杨这两位著名艺术家。代表团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被称为上海电影明星艺术团，他们将在新加坡进行公开演出，阵容强大，几乎荟萃了上海老中青三代明星，刘琼、白杨、凤、舒适、程之、达式常、刘子枫、毛永明、何麟、张芝华、王伟平、严晓频等，还特邀了红遍华人世界的“济公”扮演者游本昌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吴雁泽，上海电影乐团也派出演奏员参加演出。另一部分被冠名“上海电影研究小组”，由上影副厂长王林谷先生担任组长，组员有编剧石勇、徐银华、摄影师吴兆福、灯光师应日隆和我。那时我是《上影画报》副主编。

　　20世纪80年代，因私出国还未放开，能走出国门的唯一途径是组织委派。因此出国是令人羡叹的光荣而体面的事，不仅能开眼界长见识，领略异国他乡的风情风貌，还能享受特殊待遇：一可以享用七百元的置装费，将自己从头到脚装饰一下，这对工资不满百元的年轻人来说算得上是块诱人的“馅饼”；二是回国后可以兑换一定数量的外币，购买两件市场上十分紧俏的进口电器，其中之一可以免税，满足全家人的生活需求。因此，动身前，买衣料做西服购皮鞋，像过节一样。更有意思的是，这免税的进口电器究竟选择什么？一家人意见纷纷，当家的想买电冰箱，读书的希望搞台录像机，至于我只想着买台电视机。争来议去，最后还是由我见机行事，全权定夺。

　　出国前，开了几次会，还专门请外事办的同志进行培训，讲外事规定、外事纪律，并结合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实，告诫我们一些特别要注意的事项，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哪些可问，哪些不可问，遇到突发情况要沉着对付，不卑不亢，及时向组织汇报等。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外事无小事，事事要注意。”时至今日，我还清晰地记得反复强调的有这么几条：严格遵守他国法律法规和风俗礼仪，着装服饰要符合活动要求，护照统一管理，不得独自外出，不得私自接待亲朋好友，不得在宾馆客房内接待来客，不接受任何采访，云云。这些要求我们熟稔于心，并用之紧紧箍住自己的行为，互相提醒彼此监督，绝不能越雷池半步。

　　为保证这次出访圆满顺当，代表团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对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等等。

　　新加坡中侨集团对这次上海明星团的到访十分重视，老板林日顺和他弟弟林日中、儿子林芳华亲自制定了周密的计划热情接待。我们一踏上樟宜机场，就被眼前郁郁葱葱、花团锦簇的热带风光所吸引，那高高的笔直的摩肩接踵的棕榈树，摇曳着，挥舞着，像列队欢迎的人群，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亲切温和的气氛。而中侨集团细致入微的安排和热情洋溢的款待，更给了我们宾至如归的感觉。中侨，顾名思义，清晰地透溢出创办人的身份和情感。林日顺先生是一位祖籍福建的华人，他一生打拼，屡遭磨难，从印尼被排挤，再辗转新加坡，凭借自己的勤奋和真诚，孜孜不倦，创造了自己的商业版图。尽管事业有成，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也没有割弃那份沉淀在骨子里的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虽客居海外，但作为华夏子孙，他恪守着应有的道德和情义。他爱家乡，爱中国，并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影响感召自己的兄弟、子女和身边的人。这些年，他致力于“中国商品走出去、中国文化传开来”，频繁来往于中新。他的百货商场，货架上是清一色的中国货；他的电影院，放的是华语电影，其中不乏优秀国产片。我们曾经专门去了他的百货公司，完全是中国制造的商品。他觉得自己是一位华人企业家，应该审时度势，追随中国开放的脚步，为中国走向国际尽心尽职，放水养鱼，用其他生意赚来的钱贴补中国货的买卖和国产电影的放映。这次，他所以愿意花钱出力，承担巨大压力，请来庞大的电影明星艺术团，为的就是展示中国明星的风采，扩大中国电影的影响。

　　我们入住的是四星级的派拉蒙酒店，地处繁华地段，装饰时尚，设施齐全，有各式酒吧、餐厅、音乐茶座、健身房、游泳池、商场，艺术团的许多人都是平生第一次下榻豪华酒店，自然充满好奇，也期待亲身体验，但根据外事纪律和团部要求，我们既不能单独行动，也无法享受这些服务，即便是免费的，也不能轻易染指。至于要领略酒店外的美景和新潮，更不可能，因为护照不在自己手里。所以，规行矩步，是我们的自觉行动。

　　我刚进宾馆不久，我的一位亲戚就和我联系上了，执意要来看我。为了不让他贸然来房间，我赶紧早早坐在大堂里候他。见面后，他盛情邀我去咖啡吧坐坐，我找了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婉言谢绝了。告别时，他悄悄塞给我一些新加坡币，叮嘱我，这里有很多小吃，可以去尝尝。我有点搁不住脸，但我无言以答。他以为我是因为兜里缺钱的缘故，不敢消费。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人可以身揣因私护照，随着自己的心意环游世界，你能说这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能不感谢改革开放的国策？

　　其实那会儿身处一个全新的环境，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打了鸡血似的兴奋不已，那些要参加演出的明星们就没有这份闲情逸趣，因为他们的表演不是公益性的展示，而是多场商业演出。背负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压力，他们心里绷得紧紧的，行装甫卸，就来到演出的剧场，熟悉场地，走台，对台词……今天细想想，当时的上影确实很牛，居然能组织以上影演员为主的艺术团，说实话，当时我的心也是提着的，担心出洋相，害怕观众太挑剔。

　　这几场演出，节目够丰富的，有诗歌朗诵、歌舞、小品、相声、器乐独奏合奏、微型剧、独幕话剧等等，而每一场都有调整，增加一些新的内容。这对演员是很大的挑战。譬如凤老师既是主持，又得参加电影歌曲联唱；程之老师既要说相声，还得在独幕话剧《柜中缘》中反串扮演母亲。白杨老师年过花甲，却一马当先，场场演出打头炮，表演她亲自创作的配乐诗朗诵《我见到了新加坡》。每当她在美妙的音乐中，迈着轻盈的脚步动情地抒发自己的感受时，我总是肃然起敬。而观众席中爆发出的热烈掌声，同样也献上了他们深深的敬意。程之、曹铎的相声，幽默风趣，逗得观众捧腹大笑。当然，从《渔光曲》到越剧《红楼梦》，《康定情歌》等十多首电影歌曲的联唱，呈现了张芝华、毛永明、王伟平、何麟、严晓频等青年演员的帅形倩影，给了观众赏心悦目的享受。舒适老师的京剧清唱，字正腔圆，声宏音亮，传递了国粹的魅力，让观众不禁大声喝彩。上影乐团民乐的演奏，委婉悦耳，沁心煽情，让有着华人血统的观众体验领略到故乡的民风和民情。杨在葆、达式常、吕晓禾、刘子枫，都是那几年金鸡百花奖的得主，可是在台上，他们各司其职，在小品、微型剧里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艺术素养和精湛演技。

　　新加坡的观众对电影和电影演员有着一种特别的新奇感，因为星岛的本土电影基本空白，市场又不大，很少有外国明星光临，现在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明星，而且和自己同祖同宗，一种由种族血缘衍生的亲切感一下子拉近了他们与这些明星的距离。尤其是一些曾经在国内生活过的老年观众，能见到心仪已久的老明星，真像做梦似的，有的买了联票，为的是多看两眼多听几句。刘琼、凤、白杨，20世纪40年代都曾经从上海转辗香港拍摄电影，在东南亚观众中很有影响力。这一次，艺术团专门安排刘琼、凤主持演出，让白杨场场领衔，就是考虑他们在老年观众中享有很高的口碑。这样的安排确实产生极好的效果。四场演出，我都在现场，亲身感受到观众的热度。每当掌声响起的时候，作为上海电影人，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不过，要说最受欢迎的演员是谁，艺术团特邀的游本昌当仁不让。新加坡的观众对游本昌的喜爱和崇拜，完全维系于他所扮演的“济公”。这部在中国家喻户晓、产生广泛影响的电视剧，在新加坡全版播出后，也在这个岛国形成了一股“济公热”，那首“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的插曲不胫而走，渗透到犄角旮旯，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几乎人人都能哼上几句。此次游本昌来了，报纸上立即炒得沸沸扬扬。

　　游本昌一出场就引爆全场，他一身破衣烂衫、摇着一把破蒲扇，在台上一瘸一拐，一哼一唱，电视剧里的济公形象立马鲜明再现，一下子把观众的胃口吊了起来，掌声笑声连绵不断。观众一热，济公也就“神魂颠倒”，第三场演出时，他忘情地跳啊，竟然跳到舞台边缘，没想到抬腿过高，落脚时竟然一脚踏空，摔倒在舞台前的乐池，全场顿时哗然。我们趁着熄灯的片刻，冲到乐池，背起游本昌上了林先生安排的汽车直奔医院。演出并没有因此中断。

　　游本昌很快就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这是一家比较高档的医疗机构，掩隐在葱茏的花木之中，宁静而高雅。值班医生和护士热情接医，问明情况后，立即给医院签约的外科和麻醉科专家挂了电话。转身安排好病人后，又将我领到设施舒适的休息室，冲上一杯咖啡，递上一盘点心，我真不明白这医院怎么像豪华宾馆？大约过了十分钟，两部小汽车先后开进了院子，外科专家和麻醉师很快来到病人身边。经过诊断，除了脚踝骨折，没有大碍。在动手术上石膏时，游本昌将自己翌日还要登台演出的想法告诉了医生。医生被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特殊处理。第二天晚上，演出的节目单上依然有济公的表演，观众一阵惊喜。不过这回，大幕拉开后，济公成了一尊坐着的活佛，依然是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但脚被掩藏了。坐着表演没法做一些搞怪的动作，表情也夸张不起来，唯有说唱还是原汁原味。观众照样被逗得喜笑颜开，不停报以热烈的掌声。第二天的报纸上对游本昌一片赞扬。这场意外有惊无险，演出最终还是圆满成功，还多了一层特殊意义。

　　和演员相比，我们电影研究小组，要轻松得多。研究啥？没有具体的课题要求和规定动作，也不需要写带有成果的报告。走走看看听听，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让思想认识有一个更新和提高。林老板很客气，专门安排了他的助手张先生全程陪同我们。张先生也是个华人，一个有文化的儒雅华人，谈吐斯文，知书达理，保留了中国文人的许多特色。那些日子，在他的悉心安排和热情带领下，我们几乎走遍了新加坡的主要景点，深深地被这个花园之国的魅力所感染。

　　牛车水，最早的华人社会的雏形，留下了数百年前华人背井离乡下南洋谋生创业的足印。整个街市、建筑、店铺都有闽南文化的特点。徜徉其中，你会触摸到华人筚路蓝缕，在屈辱和艰辛中抗争和奋斗的历史。

　　和牛车水截然不同，乌节路，这条新加坡的南京路就是现代、时尚、新潮、繁华的集聚地。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商场酒店摩肩接踵，光怪陆离的广告、川流不息的人群、琳琅满目的商品，真让人眼花缭乱，置身其中，很容易找不到北。不过几乎家家商场都贴着醒目的提示语：开口讲华语，皆大欢喜。因此在这里购货，和在家里一样，绝对没有丁点儿语言障碍。最令人难忘的是在一家超豪华商场，一进门迎面看到一圈护栏围着一部破旧的手推车。走进一看是一部送货人力车，再细看一旁的铭牌，上面记述了这位商场主人、一位华人企业家的奋斗历程，他从苦难走来，从贫穷走来，就是靠着这部小车，走街串巷，餐风露宿，推出了一座商业帝国，推出了这座象征人生丰碑的摩天大楼。作为华人，自然骄傲满满。

　　我们游览了圣淘沙风景区。这里完全是热带风光，鸟语花香、旖旎妖娆、恬淡温馨的氛围，阻隔了尘世间的繁杂和喧嚣。正巧那天是星期六，游客比较多，但秩序井然，男女老少，皆春风满面。我们在观看驯鸟表演时，主持人欣喜地告诉游客，新加坡的总统黄金辉也坐在场子里。话音刚落，一位老者站了起来，微笑着朝游客挥了挥手，身边没有任何警卫和保镖。

　　新加坡是一个古今相融、中西合璧，又包含着多种少数民族文化的国家。寺庙教堂、现代建筑、时尚物品、传统美食，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大千世界。新加坡的华人大多信奉佛教，因此佛教在这里影响很大。在张先生的动员下，我们研究小组去拜访了享有极高威望的新加坡佛教协会的总会长宏船法师。宏船法师是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的法师，这位出身福建晋江、抗日战争时南下星洲，用佛教祈祷和平，普度众生的大师，精通风水堪舆之术，颇为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所器重。张先生口中的宏船法师几乎无事不能，我们这群不速之客贸然前往拜谒，法师能出面吗？张先生十分有把握地告诉我们，这位法师对中国有着浓浓的情感，这些年他致力于和中国佛教界的交流，对中国来客十分友好。果然我们到达光明山普觉禅寺时，宏船法师已经午睡了。然而没等片刻，他就一身袈裟来到我们身边，置上清茶蔬果，聊聊家国故乡。大师言语不多，但片言只语就流露了他对中华民族的赞许和崇拜。我想一个瘦小羸弱的身体却蕴含着如此强大的魅力和威望，靠的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在新加坡走马观花了一遭，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感受。每天一回到酒店，我们就会围绕当天的所见所闻聊开。一个个问号像一只只钩子勾出了我们的思绪。为什么这么一个岛国物资供应会那么丰富？为什么一个普通的酒店保安一个月的工资比我们喝了一肚子墨水的编剧高出十多倍？……我们找不到明确的答案，聊着聊着，有人甚至流了泪。是啊，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的理论积淀，那么单薄那么苍白，无法解释。直到几年后小平同志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精辟论断，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让我们觉得眼前出现了一道曙光。今天，当我们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和丰硕成果时，更能深刻理解打开国门的中国只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数百年走过的路。

　　新加坡之行是难忘的。最难忘的还是那位满腔中国情怀的林日顺先生，他为了上海电影明星艺术团赴新演出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意想不到的一个让人心碎的结局，将我们打入悲痛的深渊。在我们平安回到上海的那一刻，团长陈清泉突然含着热泪传递了一个惊天噩耗：就在我们离开新加坡之前，林日顺先生因劳累过度，不幸患疾病医治无效而离世了。我们悲痛至极，无语凝噎，为他的突然离去长歌当哭，也为未能向他老人家献上一朵寄托哀思的花而遗憾终身。特别让我们深怀感激和敬意的是，林先生走得这么突然，对林先生的家属和中侨集团员工是多大的打击，但是为了不影响艺术团的情绪，他们竟然强咽痛苦，不露声色，一如既往地做好接待和送行工作。可贵！可敬！我没齿难忘！

　　岁月流逝，但记忆永存。三十多个春秋，没有带走这片记忆的绿叶。今天，当这些往事涌上心头时，林日胜先生先生的音容笑貌又跃然在我面前，也许他会在我的这些文字中得到一些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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