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达注册他是我朋友圈里的传奇人物，一个学国际金融专业的90后，广东潮州人，在学校拿过奖学金，做过社团负责人，在欧洲六国游过学，拿到过500强名企的OFFER，但2014年毕业后，他放弃了去香港读研的机会，踏进了少林寺山门，一做就是两年。

　　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养老”的状态，于是毅然下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在他重新回到普通意义上的“工作”轨道时，一切比想象中难，“没有单位愿意要我”。他在寺院“工作”了两年，但在用人单位眼里经验为0。更难的是自己这一关，他需要重新与社会接轨，去学着做一个图书编辑、一个新媒体运营，甚至一个猎头。

　　疫情突然来临时，30岁的他主动GAP了半年。2020年下半年的时候，才入职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如今升至副总经理。

　　进入2023年，虽然疫情压力消退，但年轻人的择业压力远未缓解。很多媒体报道过，00后已经开始通过到网红寺庙烧香求签、买串、买咖啡，甚至报禅修班等方式解压。

　　在“庙”里工作过的小巽发现，现在的寺庙更在意文化创意和传播方式，也开始吸纳新型人才：有一家寺庙组建了一个20多人的新媒体团队，团队包括编辑、平面设计、技术人员、摄影摄像、剪辑、活动策划等岗位，相比人力运营成本，这个团队所创造的营收相当可观。

　　但是，小巽并不建议年轻人本着“佛系”的心态去看待“在寺庙里工作”这件事，虽然“月薪上万，双休包吃住，KPI随缘，不加班”的招聘信息很吸引人，但每一份工作，背后都需要相应的职业技能，和对职业路径的清晰认知。

　　2014年毕业那年，我原计划去香港一所大学攻读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专业，还为此给自己安排了一场毕业旅行，希望通过遍访名山体验文化实体。作为一个金庸迷，峨嵋山、武当山、嵩山、青城山、终南山都在我的行程范围。

　　从社会对大学生的期待来看，在校期间我应该混的还可以。我拿到了学术奖学金，甚至还当过学术奖学金的评委，也是学生组织的社长。毕业那年，我是优秀毕业生，也拿到了一些外企的内推offer。

　　对于我们专业的学生而言，最对口的工作是去国外的银行或者一些外企性质的金融机构。归结起来，不外乎世界500强和BAT。而我当时的状态是：对未来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只是很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而且能确定自己不想跟其他人一样走常规路线。

　　当拿到工作offer和读研的offer以后，我的感觉不是兴奋，我并没有跳出既定的轨道。

　　当我来到嵩山少林寺旅居时，立刻被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击中了。这里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有足够多的僧人，有禅修传统，而且依旧按照一种门派的方式在运作，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我当时就想，1000年前，少林寺的僧人们也许也是这么生活的。

　　我去的时候正赶上旅游旺季，少林寺里来了好多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学生。通过跟这些学生的交流，我有了一个新想法：如果我去香港读书，一年最多来这里两次。但是，如果我直接留下来呢？

　　现在一些寺庙发起社会招聘已经是件常规的事了，但在我毕业那会儿还没有太多先例。但只要下定决心，方法总是有的。我的方法就是，天天守在寺院门口，跟僧人们聊天，慢慢聊到寺院的管理层。

　　最后，我跟寺院的二把手——监院建立了联系，并说服他给我开设了一个岗位。在“面试”的时候，我还用彼得·德鲁克的观点，谈了谈少林寺如何学习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

　　其实，监院给我开岗这件事比较顺理成章。一则我在跟他正式聊工作之前，已经上上下下认识了不少僧人，算是提前融入了团队。二是从工作技能层面看，我恰好是寺院所需要的人才。

　　那个时候少林寺国际交流项目很多，来自国外的交流团来到少林寺要待上1-7天，需要有会英语的人做翻译。而我大学读的专业是国际金融，全英文授课，加上雅思7分，还算可以应对这种场合。

　　所以，我的第一个职位，就是禅修中心当翻译和编辑，接待交流团，带他们了解少林文化。

　　我的薪资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底薪，另外一部分就是带团的奖金，带的团越多，拿到的项目奖金也就越多。但是这种团也分淡旺季，夏天特别多，冬天特别少，一年下来，我到手的工资应该是7万左右。

　　因为吃住都在寺里，还给交五险，所以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活成本，跟很多需要租房的应届生相比，还算是不错的待遇。

　　随着业务越来越熟悉，我的工作职责一直在不停扩展：一开始是翻译和带团，后来又接了个英语老师的活，每周给寺里的小武僧上课。另外，我还开辟了副业，考了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每周定期去给住在寺里的外国人上汉语课，课时费是100元/小时。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后面好的时候我每个月大概有1万左右的收入。

　　我在少林寺待了两年，除了不参加早课以外，生活作息跟僧人们几乎一模一样，整个人已经完全融入少林寺的生活当中了。早上五点晨练，练一下武术的基本功，然后就工作。到了下午，我会看书学习。傍晚，继续跟僧人们练拳。晚上赏月喝茶和打坐。

　　寺里给我安排了一个两层的小房子，我简单装修了一下，在一楼放了一个茶桌。夏天的时候，文化交流团很多，每个晚上，我都是这样度过的：

　　来自天南海北的人围坐一堂，有国内的僧人，也有西班牙人、法国人、巴西人等等。我们聊中国历史，汉唐过往，也聊金庸、古龙……以此度过一个又一个夏天的夜晚。

　　到了冬天，大雪封山，少林寺连游客都没有，我就踏着雪去找监院喝茶，然后练一天的书法。有些外国朋友在寺里常住，我们也会结伴去山里探险。

　　生活习惯方面的不适不是没有。我是潮汕人，刚开始听不懂河南的方言。僧人们吃素，也不吃米饭，主要是馒头配咸菜，但南方人是喜欢抹甜黄油的，所以自己就带了一些甜黄油，结果抹在馍上面就特别难吃。在饮食方面，我进行了很多大胆的尝试，不过最后都失败了。

　　我有天天洗澡的习惯，但山上经常停水停电，平均一周洗一次澡。冬天最难熬，山里特别冷，屋子透风且没有暖气，每天晚上我都要打完两套拳热身，再去睡觉。

　　少林寺离市区很远，有时候买个东西，都要下山去取快递。山上很安静，安静到你会觉得时间是停住的，或者说对时间的流逝感知没有那么强，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山中不知岁月长。

　　在少林寺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接待”了22位朋友。他们要么遇到了职业挫折，比如说升职失败、失业等等；要么遇到了个人生活难题，总之都是带着困惑过来，想在山里安静几天，暂时脱离红尘。

　　当时的我远不是一个社会人，也没有职场经验，我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倾听和带着他们体验寺里的生活。其实大多数时候，人们只是需要脱离他原有的环境和生活，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完之后自己也就释怀了。而倾听他们的故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生活空白地带的弥补。

　　在寺里工作，肉身是自由的。某种程度上，岗位职责是我自己选的，工作时间也是我自己安排的。我每天只工作半天，另外半天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整个人相对怡然自得。

　　但孤独感还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袭来。每天晚上，我习惯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翻看微信朋友圈，用心观察朋友们的生活，透过他们去看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朋友圈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或者娱乐，还是一种慰藉，是我认识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

　　如果不是监院那句“你要不在这里出家吧”，我还不会领悟：原来我离出家只有一线年春天，附近有个村民想把自己的一块田出租，监院来问我要不要种，并且对我说了这句话。只要我点个头，然后头一剃，再换上僧衣，就是出家人了。

　　我想找传播相关的工作，但实际上我没有跟传播直接相关的工作经验。哪怕是在寺里工作过2年，在用人单位眼里，依旧是没有工作经验。

　　有次，我去应聘一个新媒体编辑的职位，面试官让我说说，如果我得到这个职位，会怎么规划内容，比如做什么专栏，搞什么创意之类的。

　　我开始恐慌和焦虑，我发现自己跟社会确实是有点脱轨的，尤其是认知层面，对能力，对工作，对职场的理解，我都落后蛮多的。

　　一次又一次应聘失败，挫败感肯定是有的，但这也是一段纠正自我认知的过程，我变得清醒了，也认识到了一些社会规则和规律，这是一件好事。

　　当记者的时候，我工作强度很大，全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出差，行程永远排得满满的，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也借此机会，我走遍了全国甚至全球的寺院，结识了海内外的僧人，对佛教文化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认知。到了2019年底，疫情突然来袭，我才被动地停下了脚步。

　　2020年初，我把养了两年的仓鼠送给了别人，离开北京回到广州，回到了我的家人身边。

　　“北漂”打工人一样，遇到过各种工作和生活的不适。不适应职场的绩效考核规则，不适应加班文化，不适应一些条条框框的管理制度。所以，我也更能理解，为什么时下的年轻人会想去寺院工作。他们向往的未必是那份工作本身的价值，更像是对抗内卷时代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