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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在嵩山少林寺是种什么样的

时间:2023-06-07作者:admin浏览:

摘要:恒达注册 他是我朋友圈里的传奇人物,一个学国际金融专业的90后,广东潮州人,在学校拿过奖学金,做过社团负责人,在欧洲六国游过学,拿到过500强名企的OFFER,但2014年毕业后,他

  恒达注册他是我朋友圈里的传奇人物,一个学国际金融专业的90后,广东潮州人,在学校拿过奖学金,做过社团负责人,在欧洲六国游过学,拿到过500强名企的OFFER,但2014年毕业后,他放弃了去香港读研的机会,踏进了少林寺山门,一做就是两年。

  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养老”的状态,于是毅然下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在他重新回到普通意义上的“工作”轨道时,一切比想象中难,“没有单位愿意要我”。他在寺院“工作”了两年,但在用人单位眼里经验为0。更难的是自己这一关,他需要重新与社会接轨,去学着做一个图书编辑、一个新媒体运营,甚至一个猎头。

  疫情突然来临时,30岁的他主动GAP了半年。2020年下半年的时候,才入职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如今升至副总经理。

  进入2023年,虽然疫情压力消退,但年轻人的择业压力远未缓解。很多媒体报道过,00后已经开始通过到网红寺庙烧香求签、买串、买咖啡,甚至报禅修班等方式解压。

  在“庙”里工作过的小巽发现,现在的寺庙更在意文化创意和传播方式,也开始吸纳新型人才:有一家寺庙组建了一个20多人的新媒体团队,团队包括编辑、平面设计、技术人员、摄影摄像、剪辑、活动策划等岗位,相比人力运营成本,这个团队所创造的营收相当可观。

  但是,小巽并不建议年轻人本着“佛系”的心态去看待“在寺庙里工作”这件事,虽然“月薪上万,双休包吃住,KPI随缘,不加班”的招聘信息很吸引人,但每一份工作,背后都需要相应的职业技能,和对职业路径的清晰认知。

  2014年毕业那年,我原计划去香港一所大学攻读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专业,还为此给自己安排了一场毕业旅行,希望通过遍访名山体验文化实体。作为一个金庸迷,峨嵋山、武当山、嵩山、青城山、终南山都在我的行程范围。

  从社会对大学生的期待来看,在校期间我应该混的还可以。我拿到了学术奖学金,甚至还当过学术奖学金的评委,也是学生组织的社长。毕业那年,我是优秀毕业生,也拿到了一些外企的内推offer。

  对于我们专业的学生而言,最对口的工作是去国外的银行或者一些外企性质的金融机构。归结起来,不外乎世界500强和BAT。而我当时的状态是:对未来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只是很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而且能确定自己不想跟其他人一样走常规路线。

  当拿到工作offer和读研的offer以后,我的感觉不是兴奋,我并没有跳出既定的轨道。

  当我来到嵩山少林寺旅居时,立刻被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击中了。这里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有足够多的僧人,有禅修传统,而且依旧按照一种门派的方式在运作,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我当时就想,1000年前,少林寺的僧人们也许也是这么生活的。

  我去的时候正赶上旅游旺季,少林寺里来了好多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学生。通过跟这些学生的交流,我有了一个新想法:如果我去香港读书,一年最多来这里两次。但是,如果我直接留下来呢?

  现在一些寺庙发起社会招聘已经是件常规的事了,但在我毕业那会儿还没有太多先例。但只要下定决心,方法总是有的。我的方法就是,天天守在寺院门口,跟僧人们聊天,慢慢聊到寺院的管理层。

  最后,我跟寺院的二把手——监院建立了联系,并说服他给我开设了一个岗位。在“面试”的时候,我还用彼得·德鲁克的观点,谈了谈少林寺如何学习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

  其实,监院给我开岗这件事比较顺理成章。一则我在跟他正式聊工作之前,已经上上下下认识了不少僧人,算是提前融入了团队。二是从工作技能层面看,我恰好是寺院所需要的人才。

  那个时候少林寺国际交流项目很多,来自国外的交流团来到少林寺要待上1-7天,需要有会英语的人做翻译。而我大学读的专业是国际金融,全英文授课,加上雅思7分,还算可以应对这种场合。

  所以,我的第一个职位,就是禅修中心当翻译和编辑,接待交流团,带他们了解少林文化。

  我的薪资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底薪,另外一部分就是带团的奖金,带的团越多,拿到的项目奖金也就越多。但是这种团也分淡旺季,夏天特别多,冬天特别少,一年下来,我到手的工资应该是7万左右。

  因为吃住都在寺里,还给交五险,所以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活成本,跟很多需要租房的应届生相比,还算是不错的待遇。

  随着业务越来越熟悉,我的工作职责一直在不停扩展:一开始是翻译和带团,后来又接了个英语老师的活,每周给寺里的小武僧上课。另外,我还开辟了副业,考了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每周定期去给住在寺里的外国人上汉语课,课时费是100元/小时。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后面好的时候我每个月大概有1万左右的收入。

  我在少林寺待了两年,除了不参加早课以外,生活作息跟僧人们几乎一模一样,整个人已经完全融入少林寺的生活当中了。早上五点晨练,练一下武术的基本功,然后就工作。到了下午,我会看书学习。傍晚,继续跟僧人们练拳。晚上赏月喝茶和打坐。

  寺里给我安排了一个两层的小房子,我简单装修了一下,在一楼放了一个茶桌。夏天的时候,文化交流团很多,每个晚上,我都是这样度过的:

  来自天南海北的人围坐一堂,有国内的僧人,也有西班牙人、法国人、巴西人等等。我们聊中国历史,汉唐过往,也聊金庸、古龙……以此度过一个又一个夏天的夜晚。

  到了冬天,大雪封山,少林寺连游客都没有,我就踏着雪去找监院喝茶,然后练一天的书法。有些外国朋友在寺里常住,我们也会结伴去山里探险。

  生活习惯方面的不适不是没有。我是潮汕人,刚开始听不懂河南的方言。僧人们吃素,也不吃米饭,主要是馒头配咸菜,但南方人是喜欢抹甜黄油的,所以自己就带了一些甜黄油,结果抹在馍上面就特别难吃。在饮食方面,我进行了很多大胆的尝试,不过最后都失败了。

  我有天天洗澡的习惯,但山上经常停水停电,平均一周洗一次澡。冬天最难熬,山里特别冷,屋子透风且没有暖气,每天晚上我都要打完两套拳热身,再去睡觉。

  少林寺离市区很远,有时候买个东西,都要下山去取快递。山上很安静,安静到你会觉得时间是停住的,或者说对时间的流逝感知没有那么强,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山中不知岁月长。

  在少林寺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接待”了22位朋友。他们要么遇到了职业挫折,比如说升职失败、失业等等;要么遇到了个人生活难题,总之都是带着困惑过来,想在山里安静几天,暂时脱离红尘。

  当时的我远不是一个社会人,也没有职场经验,我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倾听和带着他们体验寺里的生活。其实大多数时候,人们只是需要脱离他原有的环境和生活,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完之后自己也就释怀了。而倾听他们的故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生活空白地带的弥补。

  在寺里工作,肉身是自由的。某种程度上,岗位职责是我自己选的,工作时间也是我自己安排的。我每天只工作半天,另外半天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整个人相对怡然自得。

  但孤独感还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袭来。每天晚上,我习惯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翻看微信朋友圈,用心观察朋友们的生活,透过他们去看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朋友圈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或者娱乐,还是一种慰藉,是我认识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

  如果不是监院那句“你要不在这里出家吧”,我还不会领悟:原来我离出家只有一线年春天,附近有个村民想把自己的一块田出租,监院来问我要不要种,并且对我说了这句话。只要我点个头,然后头一剃,再换上僧衣,就是出家人了。

  我想找传播相关的工作,但实际上我没有跟传播直接相关的工作经验。哪怕是在寺里工作过2年,在用人单位眼里,依旧是没有工作经验。

  有次,我去应聘一个新媒体编辑的职位,面试官让我说说,如果我得到这个职位,会怎么规划内容,比如做什么专栏,搞什么创意之类的。

  我开始恐慌和焦虑,我发现自己跟社会确实是有点脱轨的,尤其是认知层面,对能力,对工作,对职场的理解,我都落后蛮多的。

  一次又一次应聘失败,挫败感肯定是有的,但这也是一段纠正自我认知的过程,我变得清醒了,也认识到了一些社会规则和规律,这是一件好事。

  当记者的时候,我工作强度很大,全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出差,行程永远排得满满的,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也借此机会,我走遍了全国甚至全球的寺院,结识了海内外的僧人,对佛教文化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认知。到了2019年底,疫情突然来袭,我才被动地停下了脚步。

  2020年初,我把养了两年的仓鼠送给了别人,离开北京回到广州,回到了我的家人身边。

  “北漂”打工人一样,遇到过各种工作和生活的不适。不适应职场的绩效考核规则,不适应加班文化,不适应一些条条框框的管理制度。所以,我也更能理解,为什么时下的年轻人会想去寺院工作。他们向往的未必是那份工作本身的价值,更像是对抗内卷时代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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